人类有能力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这同样是世界历史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本案中违法停车时间达五天，停车时长不符合使用机动车的通常逻辑，远超于一般人之通常生活、工作作息周期。总的来说，一般人假设参与规范构建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参与、间接参与，前者是指将一般人的身体、心理感受直接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判准，后者是通过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漏洞填补等方法参与规范含义的建构。
这一运用现状与法官们对一般人假设的定性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立法者对于一般人的设想往往隐而不宣或者大而化之，法律适用者需要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补充大量关于一般人的假设。至于合理之机会的时间长度的确定，需结合法律规定、违法行为特点以及生活常理予以判断。法官就此分析如下：本案中暂无证据证实发动机故障灯亮系因撞击所致，对于东莞华宾汽车公司提出燃油品质的问题，涉案车辆价值不菲，按照一般理解，使用人不会为价值如此之高的车辆加注不符合标准的燃油，东莞华宾汽车公司如认为涉案车辆系因撞击或燃油品质不合格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东莞华宾汽车公司未能提供上述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般人假设的性质不明确从论证的角度看，一般人假设在各裁判文书中的论证作用高度一致，法官们无一例外地将其对一般人的构想作为终局理由，即以其对一般人的构想作为某个论断的理由，但不再对其为什么如此构想提供理由。
这些意义关联就是把证据串起来的线，它们有时只是未经验证的假设。在两例与汽车质量有关的案例中，法院均根据一般人的行为方式将更重的举证责任赋予汽车销售者。做这项研究，在以本国为主要对象时最紧要的是做到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充分讨论。
应然法权曲线是随社会经济的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因而它有规律可循但无定型。就背后的财产属性看，权力纯粹是消费性的，只有权利在消费性之外还有生产性。在与权利权力平衡型法权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权利如果占绝对优势，势必造成相应程度的无政府状态。[35]这个说法避开了一些根本的方面，是非常表面化的描述，不足以供我们讨论法权曲线时比照，但可做参考。
将如此计算出来的权力率/权利率从0%到100%的每一个点位的得数在坐标上对应的点串联起来，就是平衡型法权曲线的图形。权利在法权中所占的比例为权利率。
[⑧]这里需说明，或许是为了视觉平衡，中外经济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宁愿用X轴表示税率，用Y轴表示税收收入，从而把拉弗曲线画成一个开口向下、倒扣在X轴上的U。他说：平衡论关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配置，主张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所以，权力率/权利率（P/R）在0%到100%区间内有着理论上无限多样的组合方式（后文在分别讨论权力和权利主导型法权曲线时再进一步展开）,尽管值得考虑的、有法律实践意义的组合方式比较有限，其中包括本文会讨论到的若干个。拉弗本人首先将相关原理归功于14世纪的穆斯林哲学家I.赫勒敦，其次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J.M.凯恩斯，认为他们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拉弗曲线展示的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内容。
个别地方甚至还很尖锐，个人和公权力之间闹得很凶，有些还出现人员伤亡。[33]这种力量就是由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体现的权力。这个道理的法学含义是：在任何国家，通过提高权力率或进而通过提高其强度能解决问题的范围是有限的，超出一定范围，提高权力率和权力强度将有损人们追求的目的。在这种状况下，不论从逻辑上定义还是从事实上看，都没有法权利、没有法权。
法权体现着一国的全部合法利益和归属已定全部财产，它超越权力和权利、公益和个益、国产和个产，因而是人们追求的最重要有形目标。函数R（T）对于T = 0%和T = 100%时都是0，且假定T在0%和100%之间的值为正数。
不过，到此为止，本文讨论权利、权力、法权，只涉及了它们最基础的方面，即体量，还没有考虑它们的强度。2.如果执政者对本国实际的法权分配中Tmax处于法权山左侧上坡段这一客观情况无认知，做出现实的权力率过高的主观评价，从而不是采取措施提高权力率而是降低权力率，那就犯了方向性错误，必导致法权和权力本身的减损，在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权利一并减损。
欧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学者们杜撰的自然状态对此类情状也有描述，但他们都是从想象的100%自然权利入手讨论的，罕见谈论自然权力。影响曲线图形的参数具有多样性，但基本型法权曲线只考虑权力率/权利率和对应的法权体量，而且它们归根结底是可借助相应财产量加以权衡和计量的。权力率增减的法律效应一般都是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的管道甚至人的心理等复杂因素发挥作用的。这样做是因为，政府公共产品花费不包括公共福利和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而且GDP与法学更关注的国民总收入（GNI）只是在统计对象上小有差别，两者总量差异在宏观层次可忽略不计。第三步是基于新的基本范畴群形成若干关键的基础性命题，包括权利权力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可称为法权的统一体国有财产转化为权力和个人财产转化为权利。从不存在权力到出现权力、增加权力率之所以能够产生增加权利体量和法权体量的法律效应，首要的原因是权力和它足够的体量带来了秩序，让社会避免了无谓的斗争和自我毁灭。
战国时，在回答赵国孝成王关于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的问题时，荀子曰：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11]拉弗曲线在原理上并没有首创性，对此，拉弗是非常直白地承认的。
具体地说，就是广义居民部门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中投入最终消费的部分加上同期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实物（包括服务）或现金形式的福利。为更具体地说明权力率、权利率与法权的关系，下面分别考察权力/权利主导的法权曲线及它们曾有和可能会有的几种较典型变体。
[⑨]不过，这个税率50%点位只是假定能使税收实现最大化的、古今和未来无数可能的税率之一。在0%-100%之间，可选取以下有代表性数据展示图五中权力率超低的A型线的基本特点，其中每组数据第一项是X轴表示的权力率，第二项是Y轴表示的法权值：1%-0.0475;4%-0.16; 6%-0.21;10%（Tmax）-0.25;20%-0.2470;40%-0.2228;60%-0.1744;80%-0.1018;90%-0.0564;100%-0。
之所以把基本权利、公法权利定位于间接的、程序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只能是居民的相应享有资格和请求资格，因为，它们缴纳的个产不是由他们直接、亲自运用的，而是由公共机构代为运用的。[34] [德]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理解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注意个人收入分为国民收入初始分配所得和再分配（二次分配）所得的事实。而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同青铜器相联系的，当然也受到它数量很少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23]显然权力率都非常有限。
或许有学者会说，上述权利性质属于私权利，不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公法保障的公权利，因此，还必须解释基本权利和公权利的个产内容。但是，此举的法律效应可以不仅补充权利之所失，而且可以让其有所增加，因而法权值也会递增。
如果把可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税率称为Tmax，那么可以说，考虑到历史、现状和未来，理论上Tmax可能曾经、将会或正处于某国或某区域从0%到100%之间的任何税率的点位上。[30]以上数据表明，当代大多数国家法权分配的实然状况与权力率较低法权曲线的特点相吻合。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才将拉弗曲线与法权分配挂钩，并在早已证明法权即权利权力统一体或共同体的基础上，[14]提出和努力阐释法权曲线及其法学效用。[23]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96、475-483页。
（五）一国权力率方面的基本格局，直接看主要取决于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但执政团队对当下所处状况的认识和根据既有认识改善现状的努力也很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12]后来又有学者查明，19世纪法国学者J.裘布依明确说过：如果税收从零逐渐增加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其收益最初为零，然后逐步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渐下降，直到再次变为零。这个过程确认了居民与广义政府之间形成了类似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前者是债权人、后者是债务人。根据同样原理，可得出掌握权力者每多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其边际强度就会递减一分。
（3）法保护的个人利益。[36]所以，一国权力率/权利率的高低，从根本上说是由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政府通常只能在政策水平上有或增或减的主导作用，但某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也会有例外。
这意味着与权力主导型法权曲线的极端线型相对应的情形在当代会比较罕见，现今真正需要多花工夫研究的，除了前面已有所论述的权利率权力率平衡型外，主要应该是权力率较低型和权力率较高型。因为，完全可以在时间等资源消耗不大的情况下先决定若干粗线条的衡量标准。
权利率1%、2%、3%、4%、5%的法权曲线依次分别与权力率99%、98%、97%、96%、95%的法权曲线相同，其余类推，直到权利率99%等于权力率1%、权利率100%等于权力率0%。无论如何，借助国民收入初始分配所得和再分配所得及其最终消费路径这个中介，基本权利、公法权利也是可以定量研究的，尽管做起来要比对私权利做定量研究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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